傻瓜 原文-[美]琼·西尔伯

202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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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看来,无政府主义者都是傻瓜。一九二四年我高中毕业,即使在我的少女时代,人们依旧认为无政府主义者是群精力过度充沛、滑稽可笑的天真放浪之徒。当时,激进派们还相信“行动宣传 [指对政敌采取暴力行为以此引发群众进行革命的理念] ”那套理论,时不时地对着政府首脑开一枪或扔几个炸弹。依我看,那些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可笑的家伙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人活一生,难免在某件事上沦为傻瓜,比如爱情、宗教以及内心涌动的崇拜和钦佩之情。事实证明,我有几位朋友三者都占全了。但我的经历却是另一个故事。

我并非天生的无政府主义者,这条皈依之路是由阅读开始的。

某天在大街上,有人给了我一本小册子,那是我首次接触到无政府主义。当然,其中也有表哥乔的影响。我们是第三代表亲,几乎谈不上血缘关系,但青少年时期,我俩曾跟随母亲出入教堂,参加救助穷人的慈善活动。母亲临时起意,决定捐赠些旧衣服,包括散发着霉味的羊毛外套、褪色的校服背带裙和成堆的男士礼帽。然而,母亲却害怕那些前来领衣服的穷人。教堂的地下室潮湿且阴冷,我们仨站在桌子后面,母亲恳求大家遵守秩序,排队领取,不仅如此,她还凑到我耳边叮嘱,不让我碰那些穷孩子;而此时,乔则小声地向我讲述着为什么我们的衣服多到穿不完,但穷人却衣不蔽体。

我出生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马德拉斯,父亲是公理会派的牧师。我六岁时,全家搬回费城居住,虽然我当时还小,但这段记忆依旧残存。父亲是怀着巨大的幻灭感离开教会的,在印度这个充满苦难的国家,教派之间经常内讧不断,父亲被折磨得身心俱疲。在美国学校里,我的印度口音被同学们嘲笑,一群女生天天欺负我,追得我满处跑。

成年后,朋友们一听说我来自牧师家庭,就纷纷打趣说,我家里住着群宗教狂热分子。难道不是吗?虽然我自己也这样认为,可事实上,在我成长过程中,所谓的宗教狂热早已消耗殆尽。父亲只是个秃了顶、整天疲惫不堪的牧师,和同行们没什么两样,每次布道都是喃喃自语一通,不想看任何人的眼睛。相比之下,母亲则虔诚得多,甚至愿意不顾一切地投入慈善事业。

我讨厌妇女救助会,她们经常在我家客厅碰头,令人无法忍受。周日课堂也单调乏味,可怜的母亲在那里教课,整天讲些无可救药的陈词滥调。上高中时,我背上了恶名,因为我喜欢亵渎圣母玛利亚,对着她冷嘲热讽。比我更离经叛道的就只有乔了。某次在学校大礼堂,他递给我一张纸条,这家伙居然在模仿集会上宣读的圣歌。(双手干净、心灵纯洁的人一定是用硼砂水洗过。)

乔总是最理解我的人。他居然对我来电了,那是个寒冷的秋日,我在公园听几位演讲者讲述萨科和万泽提的故事。我倚着榆树,看见乔大步向我走来,他双腿修长,头发向后梳着,油光水滑的。

“他们以为我在图书馆学习呢。”我说。

“你的确在学习,薇拉。”

“我已经待了一会儿了。”我说,“你不冷吗?我都快冻僵了。”为了增强效果,我特意打了个寒战,然后把手贴在乔的脸颊上,好让他感受到寒意。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在某个瞬间,我的确对他动心了。乔摘下围巾,围在我肩膀上,然后又走近一些替我系好。“暖和点了吗?”他说。当时,气氛真的很温馨。

探讨世界观,交换意见,愤慨,发脾气,我们的爱就是如此疯狂,如此充满激情,有什么错吗?谈天说地时的引经据典,灵感的突然迸发,这种交流实在美妙至极。我们俩曾和工人一起,在纺织厂担任纠察员——当时是周六下午,父母还以为我俩去看电影了。我和乔搭乘有轨电车,混到人群中参加示威游行。乔步速很快,我们与大声喊叫的男学生一起挤到了队伍前方。我站在乔身边,发觉自己也在声嘶力竭地叫嚷。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公众游行,第一次看到崭新的自我。

乔比我大一岁,高中毕业后在印刷所担任管理职务。他喜欢在社会上闯荡,也喜欢轮转印刷机和凸版胶印,但这份工作相当耗时,一干就是几个钟头。我也有弟弟要照顾,每周六,我都推着婴儿车,带胖乎乎的小罗伯特去公园遛弯,乔也跟我一起,他会帮忙推车,这样我才能挎着他的胳膊。

母亲以为我俩要谈婚论嫁,这完全是误解。我们根本没打算结婚。我们决定终生厮守,但不需要用一张纸来证明。我真心喜欢这个主意——爱,就要纯粹,用不着政府说三道四,也无须宗教人士批准。“合法婚姻”这四个字本身就是对我俩乃至全人类的极大羞辱。我无法容忍妹妹的说辞:“不登记乔跑了怎么办?他随时可能甩了你。你想当弃妇不成?”太过分了。这既是对乔的污蔑,也是对我的轻视。

即便与家人同住,我俩也不改初衷,连叛逆都光明正大。坦率是必需的,容不得一丝作假。父母虽是神职人员,但并不像其他牧师家庭那样保守严苛。他们没把我送到远亲家,也没将我锁进卧室。但乔却被拒之门外,他多次来访都未能成功。“你认为我俩会任你胡作非为,原谅你的荒唐举动吗?别做梦了。”妈妈声色俱厉地说。“我们必须遵守戒律。你难道不懂得上帝无处不在吗?你认为自己能超越上帝吗?”父亲也站在牧师的立场规劝我。

愤怒也许会让我的态度更坚定,但眼泪我就招架不住了。爸爸居然在哭泣!我那辛苦操劳、殚精竭虑的爸爸。他在墙那边哽咽,喘息到痉挛,发出一种极不自然的声音。我和乔究竟在做什么?我们是不是太盲目、太激进了。就像我的小学同学玛丽·伊丽莎白,她认为领圣餐前绝不能吃葡萄干。一粒葡萄干而已。在典礼上说话又能怎样?有谁在乎?残忍会是更好的选择吗?乔同意这个观点,但他却难掩尴尬,只能摆出一副似笑非笑的怪表情。我不想看他的脸,这简直是对我俩的伤害。所以,归根结底,我们都要披上伪善的外衣。手捧橘黄色鲜花站在大家面前,我心里在想:我很开心,但一切都是假装的。也许每个人在婚礼上都这样想吧。

我们在费城住了两个月,那间公寓距纸盒厂很近,站在窗前就能看到厂房的屋顶。待条件允许后,我们立刻远离家人,搬到了纽约一个不为人所知但气氛相当自由的街区。刚开始,我俩栖身于逼仄、偏僻的寄宿公寓,后来,随着交际圈日益广泛,我们搬入了村子,邻居是一对叫贝琪和诺曼的夫妇,还有单身汉理查德以及他的宠物狗巴枯宁。偶尔也有其他人来。我非常喜欢这里。

和他人不同,我们不怎么喝酒,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喝酒——没有酒精的力量,我们照样大喊大叫,为某些问题争吵不休,用言语互相攻击,外加插科打诨。任何东西都要论个是非对错。理查德可谓满脑子奇思怪想。

“乔!”他说,“倘若你发现有人正在偷你钱包,你会怎么做?逮捕他?”

乔反对抓人去坐牢,我们都认为世界上不该有监狱——克鲁泡特金称其为“犯罪的温床”——这种东西存在。“先夺回钱包,再和他谈谈。”乔说。

“得了,还谈谈,”贝琪说,“也许那家伙宁愿坐牢。”

我赞成乔的观点。托尔斯泰的名著《复活》里的男主人公就是监狱制度的坚决反对者。我准备借此来说明自己的观点。

“听听她的想法,”乔说,“你们在听吗?”所有人都知道我比贝琪有学问。

“在托尔斯泰看来,金钱是一种新形式的奴役。没多少人读过他的随笔。”我说。

“只有你乐意瞧上几眼,我猜,”理查德说,“别自我炫耀,没用。”他的话着实令我尴尬,从此,我再没吹嘘过自己。

“我进过牢房。但我还是我,没有任何改变。”多萝西说。她是理查德的朋友,经常找我们喝酒。多萝西比我们年长,很快就三十岁了,曾因参加为女性争取选举权的游行而被捕。

就快轮到乔发言了,每到这时,我都会细细端详着他:坚毅的下巴,乌黑的双眸中尽显柔情。妈妈说婚后的第一年简直是灾难,但我们的同居生活还算顺遂,至少大部分时间如此。思想的迸发、理念的碰撞是促使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当然,还有身边的一众朋友。

睡眠不足成了常态。午夜过后,其他人去几个街区之外的地下酒吧狂饮。他们大多靠打零工维持生计——为杂志撰写文章,为百货公司广告部设计流行女装的画稿,贝琪的钱好像是家里给的。乔在市中心的一家打印店上班,我则为附近的一家公司制作广告牌和标语。我从小酷爱绘画,装饰教堂的活儿都交由我来干。

这真是一段无比美妙的时光。乔喜欢辩论,他可以从头说到尾,始终保持滔滔不绝的状态。但每天晚上回家,他总要说上一句:“真是累坏了。”然后猛地扑将过来,顺势把我压到身下,肆意释放内心的情欲。肉体的疲惫就这样被抹杀得干干净净。那些纵欲过度的销魂之夜当真绚烂多彩。

我们在暑气浓重的夏末住进纽约市区,还不到一个月,爽朗的秋天就近在眼前了,连晨间的空气都透着清亮。我决定走路上班,多享受享受这突如其来的新鲜馈赠,可惜,计划只持续了两天。

我嫉妒多萝西,她在斯塔顿岛有栋房间内没装暖气的别墅,就坐落在海滩附近。周末不用进城上班时,一个名叫福斯特、性格十分温和的男人会陪她去那儿度假。据说,他们靠走私贩来的酒和福斯特打捞的鱼为食。他们还送过我一篮子海贝,个个精致可爱,泛着股干海草味,有大个的白海螺,还有闪着珍珠般光泽、轻薄如纸的铃贝,以及蓝色带黄条纹的牡蛎。我将它们放置在壁炉架和床头柜上。

“就当咱俩在岛屿隐居了。”我边对乔说边把贝壳翻转过来,“呼啸的海浪声应和着内心的激情澎湃。”

“我听到了,听到了。”乔说。

乔和我不同,他从未去过海边。当初妈妈为说服我放弃乔,曾带我到泽西海岸散步。当时的我只觉得奔涌的海浪像极了巨兽的呼吸声,那是性的脉动。我知道性为何物,或者我认为自己知道——我和乔约会过几次,每每想起,兴奋又甜蜜的感觉就会萦绕心间。我和妈妈坐在沿沙滩而设的长凳上,海浪起起伏伏,雪白的泡沫卷曲翻滚着,怀揣着与乔有关的回忆坐在妈妈身边,我竟有种自鸣得意的感觉。

“我们可以坐轮船去科尼岛。”乔边说边脱鞋。

“这就是属于咱俩的小岛。”我对乔说。我平躺到床上,双手手掌朝下,垂在两侧。

乔喜欢赤裸裸的诱惑,但我也不能太没遮没拦。他冲上来抱住我,用另一只手关灯。倘若我直言不讳地夸他身材好,或拙嘴笨舌开诚布公地赞赏我们做过的某件事,乔会大笑着说:“是的,是的。”但其实他心里并不高兴。因此,我必须更正自己的行为。所有人都觉得乔更强势,但他们不知道两人共同生活需要相互磨合。自我牺牲在所难免。乔也一样。他学会了上床后少说话,除非我俩昏昏欲睡,没有做爱的兴致,否则基本不会在回顾与自省上浪费时间。争吵虽使人脾气暴躁,但也能及时提醒我们进行自我修正。

多萝西说过,夜晚的海滩最迷人,苍穹下,松柏的身影高大且纤细,房子里星星点点的灯光顺着海岸延伸开去,翻滚的巨浪隐藏于黑暗中,滔滔水声不绝于耳。我幻想着那个画面,眼前的夜晚是属于我和乔的,这是我们自己的海洋。一个长长的不眠夜,晨光熹微,送奶车从门口经过,空气中回荡着马蹄的嘚嘚声。

我俩起床时,只有一只带着警犬基因的杂种狗在厨房里走来走去。其他人习惯晚睡,但我喜欢定时上下班,且从不介意手头的工作。工作内容虽说不上有趣,但我仍能全身心投入其中。

整个下午过得相当愉快,我一直在制作广告牌——主色调是深棕和常青藤绿——文字如下:

亚当斯·芝兰

“带给每个人最真实的快乐”

底部还有薄荷叶图案。画叶子很简单,我特意将边缘设计成锯齿状,纹理小巧精致,枝蔓鲜活有力。我为自己的设计感到骄傲。

诚然,口香糖不怎么值钱,精明的进货商最爱这种随便鼓捣鼓捣就能卖的便宜货。贝琪从不买口香糖,爸爸也禁止我们姐妹吃口香糖,在他看来,只有奶牛才一天到晚嚼个不停。可怜的爸爸。印度人习惯在饭后嚼beeda——将甜香料裹在叶子里——以此来清新口气,帮助消化。每次看到印度人将红色的汁液吐在大街上,妈妈都痛苦得要死,几乎流出眼泪来。

难过的妈妈。她是怎么熬到今天的。我有时会收到她的信。美其名曰写给亲爱的女婿,希望他能忍受我的厨艺!妈妈从未真正地喜欢乔,因为他企图玷污自己女儿的名誉,这是不可原谅的。我拿妈妈的信当笑话读给朋友们听,讽刺她言不由衷,好像我多么希望她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似的。

“你画的叶子怎么看都像被人踩过一脚的毛毛虫。”老板弗朗西斯先生如此评价我的设计。

“是薄荷叶,”我说,“我家院子里种过。”

“我竟然雇了个白痴?”弗朗西斯先生说,“我也够白痴的,是吧?”他对谁都这样说。

有时,他会以设计不合格为由克扣工钱。十或二十美分,反正够吃一顿饭了。弗朗西斯先生认为我们亵渎了艺术,必须接受惩罚。强迫加班,擅自增加工作量也是他的惯用伎俩。“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他说。有几次,我还给同事们发过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打算把几个工人组织起来,我胆儿不大,能做的也只有这些。

“你是我见过的最散漫、最没有才华的广告牌设计师。碰到你真是倒霉死了。”弗朗西斯先生说,“这是有目共睹的。不是吗?”

他总想让你同意他的观点,这是最糟糕的。

“不知道。”我说。

“不,你知道。”弗朗西斯先生说。

我把画笔拿到水槽,泡在盛松脂油的罐子里。“你知道。”他说。

水哗哗地流淌,我始终背对着弗朗西斯。我不想重新找工作。我们没有多余的存款。

“你知道。”弗朗西斯说。

屋里顿时安静下来。我应该转过身去,但我并没那样做。所有人都在屏息以待。

“我知道。”我说。

他会不会开除我?所有同事全盯着我看,换作他们当老板,也会做同样的决定吧。

“回家找你丈夫去,只有他能容忍你。”弗朗西斯先生说。

我穿上夹克走出房间,一路都在琢磨如何向乔交代。必须打好腹稿,尽量说得圆满些。今天的确太糟糕了,我从未受过如此严重的打击,但不管怎样,乔会永远陪着我,他就是那颗甜蜜的定心丸。

我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径直走向客厅,脱下泛着松脂油味的夹克,坐在床上等乔回来。尽管疲惫不堪、满身墨渍,乔依然要听我发牢骚。

“他这么做不是因为钱,”我说,“就是欺负人。他控制不了自己。你觉得欺凌弱小是人类的本能吗?”

“当然,”乔说,“但有些必须加以克制。比如我们是受过教育的,不能乱搞别人的妻子。”

“去和他谈谈,明天还要去工作。”乔始终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我倚靠着他那坚实的胸膛。“我已经妥协得够多了,不是吗?”我说,“丑恶的世界。”

贝琪建议所有人去地下酒吧狂欢,听到这个消息,我依然满心兴奋。即便刚刚经历了难以言说的痛苦,但没过多久,我就已经在酒吧引吭高歌了。贝琪的声音比我动听,但我喝了酒不跑调:“在广阔的大海上,美人鱼正在诅咒狂野的女妖洛雷莱。”

《美丽的追梦人》,我的最爱。不远处,乔和福斯特相谈正欢——福斯特坚信,戈雅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画家。“胡说!应该是伦勃朗!”我反驳道。杜松子酒能让你理直气壮,毫不犹豫地坚持自己的观点。我不想和福斯特打架,也不想惹怒他。“我就是喜欢伦勃朗。”我平心静气地说,声音小了许多。

“那些描绘战争的蚀刻版画才是真正的艺术,谁会不喜欢呢。戈雅最棒。”

“麻风病人呢?”我说,“基督治疗麻风病人那幅画难道不是伦勃朗的杰作?”

“你们这些家伙根本不知美为何物。”贝琪说。

“美丽的追梦人,你俩成歌后了。”乔说。

“你绝对唱功了得,我打赌。”贝琪说,“会唱歌吗?”

“我的声音像半死不活的青蛙。”

“青蛙的叫声好听得很,”多萝西说,“堪比蟋蟀。”

看来大家更喜欢乔。我也觉得他更有魅力。口才好,善于自我展示,为人幽默,和蔼可亲。此时此刻,他正在用鼻音浓重的青蛙嗓吟唱《美丽的追梦人》,之后又唱了《斯旺尼河》。难道多萝西喜欢乔?也许我想多了。她的确不够安分,挑逗撩拨偶尔有之,但她爱的还是福斯特。

“有的青蛙可以把脖子涨到和脑袋一般大。”福斯特说。

“就你知道得多。”我说。

圣诞过后,天气越发冷起来,严寒刺骨,理查德犯懒不想出去,遛狗的活儿便落到了我身上。我经常在华盛顿广场遇到福斯特。他喜欢广场南侧银杏树旁的长凳,福斯特喜欢在户外待着,这点倒和狗狗很像。

“坐这里不觉得冷吗?”我说,巴枯宁正在摆弄福斯特的鞋。周日早晨,广场上人不多。

“无所谓。多萝西说我压根不知道有冷这回事儿。”福斯特回答。

“中国西藏喇嘛更厉害,冬天可以赤身裸体坐在外面,”我说,“估计他们能让自己的新陈代谢变慢。”

“恐怕我做不了喇嘛。”福斯特说。

“没关系,我并不感到失望。”我说。

福斯特面带微笑。他性格安静,和他聊天必须努力寻找话题。“我认识很多牧师。”我说。

“多萝西笃信宗教,对我而言,那就是迷信。”

巴枯宁正冲着一只松鼠狂吠,我解开它身上的皮带。尽管它什么都抓不到,但追逐猎物的过程更重要,有助于帮狗狗建立自信心。巴枯宁朝美国梧桐纵身一跃,可惜它能力有限,每次都上不了树。附近长凳上刚好有名男子在打瞌睡。为安抚自己,巴枯宁开始对着他嗅个不停。“巴枯宁!”我喊道,“离那人远点。”

小家伙哀嚎不止。“没戏,他不会醒过来陪你玩的。”我说。突然,空气中传来近似于吼叫的恸哭声,狗也能这样叫吗——长长的、汽笛般的震颤。莫非是那男子发出的声音?不对,他动都没动过。或许他早冻僵了,无法移动身体。

“我把巴枯宁叫回来。”福斯特说。

我和他一起走了过去。男人侧躺在长凳上,脏兮兮的外衣盖住身体和脑袋,双脚伸到外面——脚上满是灰尘,而且什么都没穿。这是一个怎样的城市啊?零上十摄氏度的大冷天居然有人不穿鞋?看那脚踝处皴裂的皮肤,简直和石头没什么两样。福斯特摸了摸男子的肩膀,动作很轻柔:“打扰一下,打扰一下。”

这是颁发禁酒令最好的理由!我差点脱口而出了。我要让男子听到我的话,这绝不是开玩笑。严冬时节露宿街头,还有比这更令人绝望的吗?福斯特俯下身去,试图窥视隐藏在外套下的脸庞。

“可以麻烦你待在这儿吗?我去找警察。”福斯特说。

“他遇到麻烦了?”

“没有。他不会伤害你的,放心。”

我掀开外套,注视着眼前的男子。从小在牧师家庭长大,我对死人并不陌生:嘴巴张开,眼神空洞,脸上写满无助。我不禁本能地发出一声简短的尖叫:“快去。”

福斯特刚走,我突然想起他还没给男子做全方位检查。也许他只是生病或者冻坏了,我能做些什么呢?我开始揉搓他的双脚,努力使其保持温暖。隔着手套,我能感觉到他的脚已经僵硬了,但脚本来就是僵硬的。我也许在惊扰一个逝去的灵魂,这真可怕,即便如此,我仍未停下手中的动作。我想起了多萝西,她当过战地护士,也许她知道该怎么做。

“没事了,没事了”,我对着尸体喃喃自语。他的头发又长又细,牙也坏了一颗。我答应过福斯特不能离开这儿,但我害怕这具尸体,也害怕男人突然活过来,给自己带来危险。眼前的男人危在旦夕,游走于生死之间,而我却在纠结自己内心的感觉,简直令人羞愧。

还有那双脚,绝不能让狗狗嗅闻。我一把推开巴枯宁的大鼻子。虽然我没机会亲自瞻仰圣体,但我能确定那就是上帝的脚。这怎么会错呢?此时此刻,我仍在埋头低语,一边说着“没事了,没事了”,一边揉搓男子的双脚,直到福斯特带着警察赶到了。

“请拴好您的狗,小姐。”警察说。他做了我们本该做的一切。他将手掌弓成杯子状,探测他的鼻息,检测手腕处的脉搏,将手伸到衣服里面看是否有心跳。

“情况很糟吗?”福斯特问。

“糟到不能再糟了。”警察说,“你们可以走了。谢谢。非常感谢。”

我本想说愿他的灵魂可以安息,但我没这么干,因为福斯特会认为我在冒傻气。我跟在他身后,沿着小路慢慢前行。

“周围怎么突然变得如此嘈杂?可能刚才我们一直在别的地方待着。”

“是啊,我还没回过神来。”福斯特说。

男子神秘地死去了,对于他,我们一无所知。前一刻刚刚见证了死亡,后一刻就要面对如此鲜活的世界。死神降临时的宁静仍在脑海中盘旋,久久挥之不去。我们漫步在公园的边缘,寒风依旧料峭,两人都默不作声——我喜欢这样。商店的橱窗,多么渺小,多么虚幻,多么幼稚可笑的地方。顶端饰有羽毛的礼帽,这东西究竟有何用?

福斯特把我送到家门口。“你去找地方坐一会儿,如果可以的话。”他说。

“要是早点发现就好了。”我说。

“想起来就生气,”他说,“根本没人关心流浪汉的死活。”

福斯特把手放在我肩膀上。我害怕接触他,我的手套触摸过男子的双脚,但我还是稍微向前探了探头。

数天后,多萝西告诉我,她已经为男子祈祷过了。

“你怎么祈祷的?”我说。

客厅里正在举办派对,气氛热烈,声音很大,我俩坐在一个角落。多萝西用手夹着烟,说:“但愿他的灵魂上天堂。除此之外还能祈祷什么?我给圣瓜德罗普的牧师塞了点钱,拜托他替男子念祝祷词。”

一贫如洗的多萝西竟肯为了这件事慷慨解囊?

“我们年幼时受过许多宗教方面的训练,不是吗?”我说。

“没有。”她说,“这么多年来,我只是喜欢去教堂而已。大部分是天主教堂。尤其是深夜,在我独自离家后,我喜欢看点亮的蜡烛。不仅如此,我还在心里默默祈祷。别问我听众是谁。我也搞不清。”

多萝西的话令我大跌眼镜。我并不认为祈祷是疯子干的事——我家人经常祈祷——但我已经受够了。在费城时,我经常参加工人集会(包括游行),宣传小册子上写着“耶稣拯救奴隶”,至于“信仰上帝,露宿街头”这类话就更不必提了。这些口号,多萝西肯定有所耳闻。她是作家,多年来一直为激进派杂志撰写新闻报道。

“具备献身精神的人境界最高。”多萝西说,“有时,我从海滩步行至镇上,口袋里装着《玫瑰经》念珠。哪怕偶尔念错经文,也没什么大不了。”

多萝西是不是有点精神失常?我觉得是。我甚至希望她是。她也许配不上福斯特,这个念头居然让我感到开心,真是奇怪。我知道其中的意义。(我难道没有钟爱的丈夫吗?我有。)脑袋里想什么是我自己的事。不是每个自然形成的念头都有付诸实践的必要。思想是自由的。就像工人朋友们吟唱的那首德国歌曲:没人能否认,思想是自由的。

多萝西从盛朗姆潘趣酒的空杯子里掏出一块水果。祈祷词也能临时编纂,信手拈来,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觉得她疯疯癫癫的吧。每次想到这个问题,我都会顿觉尴尬。多萝西内心敏感,极有个性。她愿意对着虚空默默吟咏祈祷词,那是她的自由,她有这个权利。

派对上开始播放《我的宝贝只在乎我》这首歌,它并非节奏欢快的狐步舞曲。乔过来找我借打火机。福斯特没来(他不喜欢派对),理查德充当了多萝西的舞伴。房间里烟雾缭绕,多萝西边跳舞边和理查德聊天,在灯光的映照下,她那闪闪发亮的短发显得轻柔缥缈,此时此刻的多萝西与我们无二,节奏感很好,专心致志地投入于当下,外表也称得上漂亮。一个如此热爱自由的人竟会笃信天主教?那些热衷于谋求特权,机构设置冗繁复杂,写满腐败堕落的宗教团体难道不该是最为她所痛恨的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与乔讨论了许多次。多萝西并非出生在笃信天主教的家庭,如果她真心实意地热爱教堂,那意味着什么呢?“宗教制造出的幻象让我毛骨悚然。”乔说。他指的是神灵、耶稣或其他。你可以像多萝西这样,一边拒绝妥协,反抗压迫——我再也不想跪着祈祷了——一边对某个看不见的神灵卑躬屈膝吗?“不可能,我做不到。”乔说,“告诉我一个不用低头鞠躬的宗教。”

我不愿思考这个问题。既然脱离了父母的掌控,我就不想再为生活下任何决断。但我看到了多萝西内心的悸动与虔诚,她对祷告的执着,对信仰的坚守和渴望。早晚有一天,她会觉得我们肤浅。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信仰,那就是推翻过去的愚蠢,迎接崭新的未来。

“在她眼里,咱什么都不是。”乔说。

“别自以为是,”我说,“那不算事儿。”其实,我也很受伤,多萝西可能会离开我们。

我和乔一直想去斯塔顿岛看看多萝西的小家,直到盛夏,我俩才动身。那时的曼哈顿和烤炉差不多。斯塔顿岛的海滩美得惊人,空气十分清新。我们穿着泳衣在海浪中奔跑,迎着浪花的撞击欢快尖叫。福斯特外出钓鱼去了,多萝西十二岁的弟弟约翰在家,小家伙水性极好,他时不时出现在多萝西身下,故意取笑姐姐泳技不佳。乔假装营救多萝西,拼命把她往旁边拽。“戴伊家全是游泳高手。”多萝西边说边踩着水游走了。那时,我还不知道多萝西已经怀孕了。

她身穿无袖束腰外衣和紧身泳衣,身形相当苗条。相比之下,我不仅个头矮,还膀大腰圆的。穿着如此暴露,根本就是在展示赘肉。但大家玩得实在尽兴,我很快就把身材这件事抛诸脑后了。我们坐在露台上晒衣服,顺便品尝花园里的黑莓。整栋房子都快被福斯特弄来的动物标本填满了——装鳐鱼蛋的箱子、小型动物的头骨、鸟巢、巨型海龟的龟壳——厨房桌子上堆满了多萝西为报纸撰写的连载爱情小说。幸福的蜗居生活,我当真羡慕至极。

快吃晚饭时福斯特才现身,他晒黑了,头发被海风吹得凌乱不堪,他依然那么安静,不善言谈。福斯特抓了条狗鲨,外表和普通的小鲨鱼没两样——据多萝西说,邻居们都没吃过这稀罕玩意儿,只有一家意大利人说狗鲨肉很鲜美,在他们国家相当受欢迎。所以多萝西将狗鲨肉切成块,裹着黄油炸了,再配上土豆和卷心菜沙拉一起吃。鱼肉味道很冲,但不算糟。“哦,”福斯特说,“我忘把有毒的地方处理掉了。”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但事实并非如此。

“薇拉,亲爱的,用不着紧张。”乔安慰我说,我决定听他的话。福斯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是大伙的共识,我可能也是这样想的。福斯特和多萝西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但身体都棒棒的,过得比谁都幸福。

我俩一起收拾厨房时,多萝西告诉了我她怀孕的消息。“你没注意到我整个人都散发着活力吗?”她说,“已经两个月了。我每天早晨都要感谢上帝,感恩他赐予我的一切。”

数年前,多萝西小产过一次,那是段痛苦的回忆。不久,男友也离她而去。这段往事尽人皆知。事实上,她出版过一本小说,就是以这件事为蓝本写成的——《第十一个处女》,作者多萝西·戴伊——电影版权成功出售后,她购买了这栋沙滩别墅,但直到现在,也没有电影开拍的消息。多萝西是个至情至性的女子,她才不在乎什么秘密不秘密的。

“福斯特十分满意现在的生活。我能看出来。”我说。

“福斯特会理解我的,”多萝西说,“他认为这个世界糟糕透了,我们不该再带另一个人来受苦。”

“确实糟糕透顶,但他一定会很好的。”我说。

我的意思是福斯特会永远陪在她身边。多萝西貌似并不怀疑这点。毕竟,她已经二十八岁了。

“他能教小宝宝钓鱼。婴儿时就能出海捕鱼,你家孩子最厉害。”

话到嘴边,我还是咽下去了。我有些同情福斯特,他被命运击垮了,猝不及防。这是上帝的欺骗与戏耍。他什么都不想要,只求有足够的个人空间,可惜,上帝总希望给他更多东西。

两个人之间,我不也是这样吗?这就是在客厅尽头的窄小卧室里,我躺在乔身边,脑海中所想的问题。乔正在抒发自己对渔民的艳羡之情,他们不用打卡上班,怪不得福斯特喜欢出海捕鱼。但也正因为如此,范泽蒂才无法证明布伦特里发生抢劫案的那天晚上,自己在摆摊卖鱼。难道龙虾可以出庭做证,说他没开枪?鳗鱼可以为他担保,说他没犯罪?

好吧。没准儿我就是找了一个这样的丈夫,尽说些我不感兴趣的话题。“这里的夜晚好安静啊。”乔说,“不像家里,街上总是人山人海的,不是吗?”

“大多数地方都是这样。”我说。

“麻木不仁的民族。美国和印度一样糟糕,”乔说,“只是印度人口更多。”

“美国很快就能迎头赶上了。”我说,“分分钟的事儿。玛格丽特·桑格的妈妈共怀孕十八次,生了十一个孩子,你知道吗?穷人爱生多少生多少,没人在乎。”

我俩是计划生育的践行者。没有什么比购买女性卫生用品(那些用胶状物和泡沫材质做成的东西)更令人揪心的了,在药店,我只找女售货员,然后小声告诉她我需要什么。它们就摆在那里,赫然醒目,仿佛将某些私密的天然流程人工化了。这些东西根本不该成为商品,不该放在药店里出售。这是个彻彻底底的错误。

我一边想着这些与我的体液有紧密联系的资本产业,一边从手提包中拿出卫生棉,企图偷偷溜进浴室,将这管人工胶状物塞进体内。我尽可能加快速度,不让乔等太长时间,作为女性,必须端庄得体,所以我绝不会当着乔的面做这件事。

“少了化学药品,连做爱都不自由,简直可笑。”回到床上后我对乔说,“我讨厌造物主。”

“别告诉造物主你讨厌他。”乔说。

“我讨厌靠性繁衍后代。”我说,“这是谁出的馊主意?这样做有何意义?”

“没人征求我们的意见。”乔说。

“每天有无数婴儿出生。没人关心他们,也没有人为此做点什么。”

“的确如此。”他说。

“你没去过印度,”我说,“不知道那里的孩子有多惨。”

事实上,我也对他们不甚了解,这点乔明白。我只记得妈妈和孩子们(比我年龄还小)蜷缩在毛毯里,睡在狭窄的街道两旁,就像在亲戚家露营似的。父亲领着我们,从他们身边快速走过。

此时此刻,我为何要纠结这个话题?多萝西坚称自己很幸福,而我却在抱怨人口过剩。花园里种满了旱金莲和西葫芦,到处弥漫着清新的海盐味,青蛙和蟋蟀在窗外幽幽鸣叫,而我却在对造物主大发脾气。

“八月的曼哈顿和印度一样,烤得人难受。”这是我信口胡编的,我已经主动凑到乔跟前准备“开战”,所以他不用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天,大家跟着福斯特去海滩散步。他突然发现一只马蹄蟹,长得很像插着匕首的铁头盔。“这可是活化石,三亿年前,它们就长这个样子。”福斯特说。

“我以为它死了。”多萝西的弟弟约翰用浮木戳了它一下。小家伙居然立刻“复活”,在沙滩上轻盈地奔跑起来。

“它咬人吗?”我问。

“哦,当然不会。”多萝西说。

“它的嘴长在底部的中央,”福斯特说,“除非把它捡起来,否则咬不着你。”

“它看上去不像动物,更像移动的烟灰缸。”乔说。

“福斯特说它们能活三十岁,到十一岁时才能繁衍后代。”约翰说。

“福斯特真是博学。”我说。

“我重新认识了这片海滩,真真切切,仔仔细细,”多萝西说,“都是福斯特的功劳。”

“他天生属于大海,我知道。”我说。

福斯特扭过头去。

“没错。”多萝西附和我。

“多萝西眼神好得很。”福斯特说。这是他说过的最温情的话。

“你怎么知道的?真了不起。”我说。

福斯特耸耸肩。

“他念的贝克大学。毕业证是条湿湿的鲭鱼,着实让人印象深刻。”

回纽约后,乔也时不时捡起一只螃蟹或一片水藻,模仿福斯特的腔调说:“非常非常古老的生物,它的气味比人类的历史还古老。”

整个秋天,我都在想多萝西的事。一个月又一个月,不久新生命就会到来。她坚信自己将体察到更多的真相,她的人生也更趋于完整。小家伙可以自由自在地成长,这种特权可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的。如果按造物主的节奏按部就班,造物主会奖赏你吗?朋友圈中的理论派总喜欢指责美国政体不符合自然规律,好像只有这句话最一针见血,可以讽刺美国社会。

虽然天气越来越寒冷,但福斯特每周末必去斯塔顿岛,可谓雷打不动。贝琪说多萝西看上去很好。但据理查德报告,多萝西正在和福斯特吵架,因为她一大早就步行进城参加弥撒。虽然大多数时候,多萝西会趁福斯特不在时偷偷外出,但即便如此,他还是被她的行径吓坏了。

“她连天主教徒都不是!”贝琪说,“换作我,我也许会保守秘密,不让他知道我的小癖好。我绝对要管好自己的嘴,尤其在这个特殊时刻。她是不是没带脑子?”

“他肯定不同意。”理查德说,“那可是福斯特。多萝西明白这一点。”

多萝西身上没有传统女性的功利主义,她更像是一个预言家,毫无意义地讲述着她所看到的一切。父亲年轻时曾梦想去印度传教,因为(听妈妈说的)他总想把心里的东西传递出去。鉴于这种相似的诗意的举动,我们都认为多萝西在倒退。“她快成中世纪的人了。”诺曼说。

多萝西在宗教上的怪癖对我产生了某种滑稽的影响,将我推向了另一个极端。我越来越依赖乔,恨不得整天与他黏在一块(倘若没有这样一个丈夫,此时此刻的我将身在何方?我又该如何生活?),这意味着我要花更多时间融入他的社交圈。这帮家伙组织的集会也算颇有看点,尤其是以萨科和范泽蒂两个意大利人的移民血泪史为主题的集会,只是这二位如今尚在人世,目前被关在监狱里等待判决。

十二月时,多萝西和福斯特搬回了城里居住,一起回来的还有多萝西的妹妹德拉。我喜欢德拉,她和多萝西一样性格刚强,但德拉比姐姐更温和、更女性化。多萝西阵痛来袭时,是德拉陪她去的贝尔维尤医院。福斯特呢?他是绝不会出现在血腥扑鼻、哀号不断的产房里的,这不是他的风格。但得知宝宝出生的那一刻,据说福斯特立刻沦陷了——是个健康的女婴。有谁会不喜欢小孩子呢?

我和乔去探望多萝西时,德拉正抱着孩子在客厅走来走去。她好小啊,居然可以躺在德拉的前臂上睡觉。多萝西躺在沙发上,福斯特在门口徘徊。狭窄的房间根本容纳不了那么多人。“谁承想我居然生出那么漂亮的孩子?”多萝西说,“我还以为是个疙里疙瘩的丑小鸭呢,只有我这个亲妈才喜欢她。你们不会认为她太漂亮了吧?”

“确实超标了。”乔说,“看看喂她点什么能降低颜值。”

德拉把小家伙放进我怀里,这虽然是极大的荣幸,但事实上,我并没有那么想抱她。小家伙胖嘟嘟的,浑身透着潮湿的气息,她和我弟弟一样可爱,但我不希望她靠我太近。婴儿是如何降生的,我再清楚不过了,但我好像总是怕她会传染什么疾病似的。

“看,她多乖。”乔说。

“你好,看看我,小可爱,塔玛尔·特丽莎;你好,我胖嘟嘟的小靓女。”德拉说。

我问福斯特名字是怎么起的,他满脸惊讶地说:“这事儿多萝西负责。”

“宝宝多乖啊。”乔说。

刚夸奖完她,小家伙就乱动起来,多萝西赶紧起身把女儿抱走了。“胖乎乎的小东西,你该吃饭饭啦。”她说。

多萝西转过身背对着我们,以便给孩子哺乳。福斯特把我们带到厨房,为我们倒了一小杯白兰地。“为近在眼前的未来干杯。”乔说,大家仰头一饮而尽。

“他看上去蛮开心的嘛。”乔出门后说道。

“以他自己的方式。”我说。

“他希望多萝西开心。”

“理查德觉得福斯特被爱情愚弄了。”我说。

听说多萝西在斯塔顿岛与一位修女交上了朋友,而且让女儿在教堂接受洗礼,我们深感不安。邻居纷纷登门表示祝贺,大家共进午餐,一起吃煮龙虾配沙拉;但福斯特,这个负责抓龙虾的人,却赶在邻居们到来前离开了。

“那是多萝西的大喜日子,他没必要留下来扫兴。”贝琪说,“就算多萝西崇尚基督,难道这会妨碍到他吗?”

“是她总把宗教话题挂在嘴边上。”我说,“况且那是福斯特的孩子。”

“他离开是对的,这是原则问题。我不会怪他。”理查德说。

此时在联合广场,我和乔正与伙伴们一起,说服市民在请愿书上签字,恳请马萨诸塞州州长不要处死萨科和范泽蒂。炎炎盛夏,天空飘着雨星,我和乔轮流负责撑伞。有些人同意签字,态度十分友好。几个男孩冲我们扔泥块,我们只能拿雨伞遮挡(大家觉得很滑稽),乔却乐在其中。

我看看手里的海报,上面有萨科和范泽蒂的画像,他们铐在一起,双眸凝视前方,眼窝凹陷。众所周知,这两个男人喜欢园艺,喜欢照顾生病的小猫。据邻居透露,萨科和范泽蒂性情温和,不可能因为工资问题用枪射杀其他两名工人。这或许是真相。

我反对放弃怜悯,我认为旧式的无政府主义已经过时了。不管怎么说,萨科和范泽蒂都是暴虐政府的受害者。我浑身湿透,手里握着请愿书,心里充满恐惧和挫败感。怪不得福斯特从不参与这种事儿呢。

依我看,福斯特不妨留下来,和大家一起吃龙虾,庆祝女儿在教堂完成洗礼。融化的黄油、热腾腾的春卷、花园里新摘的酥脆的卷心菜,我觉得福斯特是打算留下来吃饭的,只是他不能这样做:他无法撒谎,即使为了爱也不行。

倘若加入教派,多萝西必须在教堂举行婚礼,沙滩别墅的同居生活就此结束。贝琪认为多萝西将自己逼到了绝境,强迫自己服从某个她并不拥有的信仰。我没有信天主教的好朋友,多萝西应该也没有。

孤身一人时,我偶尔也会祈祷,乔并不知道。没有圣像——对着某个掌管宇宙的神祇叩头,我早受够了——我只祈求上帝的帮助与怜悯。在某个幸福时刻,我会想,感谢上帝赐给我的一切。结婚后,我与乔顺利入住酒店,看着天花板上倾斜的花环图案,我曾默默感谢过上帝。

我们本没打算结婚的,不是吗?但我们依旧选择妥协,放弃了那些自认为无关紧要的坚持。事实证明,我们就是这种人。偶尔会禁不起考验。

福斯特和多萝西依旧分分合合的,这种状态持续了数月之久。我究竟对福斯特有何种期待呢?一个女人,既要照顾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又要应对阴晴不定的丈夫,其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我难道不希望福斯特和多萝西在一起?他无法与基督共存,这太难了。我果真盼着福斯特到我这儿来寻求安慰吗?无论如何,我都没想过离开乔。但与福斯特发生一段狂热的婚外恋的念头却总是挥之不去,两具躯体合二为一,努力探查着生命的真相,如此大胆,炫目,令人欲罢不能。但这一切要在哪里展开呢?多萝西不在时,他还和德拉同住一间公寓?又或者他俩已经分手了?福斯特会不会靠着微薄的收入一个人生活?我俩如何紧紧相拥,如何一步步躺倒在床上,从最开始的犹豫,到初见端倪,再到激情迸发,每个步骤我都能清楚地预见到。但哪种床合适呢?我最看重实用性,这个问题颇令我焦心。

迄今为止,还没有某个特定理由可以证明福斯特对我有意思。即便偶尔透露出些痕迹,我也没世故到非要追根究底不可。最根本的问题是——根本称不上问题,只是脑海中闪过的一个念头而已——欺骗乔到底意味着什么。即便他永远不会知道这件事。

我的确可能这样做。我当真做得出来。除非考验来临,否则谁知道谁会怎么样呢?妈妈总说印度之行考验了她的信仰。那个地方很热,很可怕,但人们依然信仰基督。我曾告诉乔,印度的一个麻风病人给予了我信仰。那天,我和女仆乘马车赶路,一个麻风病人拄着拐杖朝我们走来,他没了一只脚,走路一瘸一瘸的。我是从《圣经》里知道的麻风病。他把乞讨用的碗挂在脖子上,女仆命令车夫加快速度,躲开眼前的叫花子。回家后,我想让妈妈找到那位病人,然后把手头的硬币都给他。可怜的妈妈,就因为她不同意,我还大哭了一场。乔说年幼时居住在俄国的艾玛·戈尔德曼曾亲眼看到一位当地农民遭受鞭笞,从此,她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如果内心缺乏信念,恐惧就会将你吞噬,这是我的想法。

乔喜欢城市里的图书馆,那天是周六,我俩去奥腾多佛分馆查资料,半路上碰到了福斯特。当时是十月份,他精神状态还不错——只是身材瘦削,他一向如此——“这是纽约最好的季节,不是吗?”他说。谈论天气还挺振奋人心的,我很少见到如此湛蓝的天空。

“这时的海滩一定也美极了。”乔说。

“是吧,如果我们能变回简单的自己。可惜我们不会。”福斯特说,“我每次去钓鱼,多萝西都把修女请到家里。倘若她来时我恰好在家,那女人就一溜烟跑掉。”

“她是来给多萝西传递教义的?”我说。

“哦,没错。”福斯特说,“她经常这么干。”

“孩子怎么样了?她还好吧?”乔说。

“塔玛尔很好。她喜欢对着海鸥学乌鸦叫。”福斯特说。

“也许海鸥听得懂她在说什么。”乔说。

“我打赌你也能和海鸥说话。”我对福斯特说,“你们都能。”

“谁愿意和它们说话?满腹牢骚的家伙。”乔说。

“至少它们没对着神祇或雕像叩头,口中还念念有词。”我说。

“这是什么话。”乔说。

“你觉得把他们比作海鸥是对海鸥的侮辱吗?”我说。

“哦,薇拉,别跟着起哄。”乔说。

没错,这的确不是我的风格,我等不及了,必须让福斯特知道,我是站在他这边的。福斯特也不喜欢我说话的腔调。

“鸽子更烦人,上蹿下跳的。”我说。

“她回娘家也祈祷。”乔指的是我。

“偶尔为之。”我说。福斯特肯定觉得女人都是傻瓜。

荒唐可笑,简直大出洋相。难道我每次见福斯特都要一个劲儿冒傻气?难道我是个无可救药的家伙?我讨厌急不可待,这与我的信念刚好相反。比如不被骗。就像无政府主义者抛出的惊世之问:你难道不能做得更好?

私下里,我给自己制订了一项新规。只要想到福斯特,就匀出两美分给乔,他正打算存钱买房呢。倘若再加上一条,不随便囤购丝袜,乔肯定更高兴。可惜,我罪行累累,一一对号实在扫兴之至。所以我干脆少算几次,凑齐一美元,赶在周末交给乔。“这是什么?你不必这样。”乔吃惊地说,但他还是收下了。

一九二七年八月,萨科和范泽蒂被判在电椅上执行死刑。在我们这帮人里,最受触动的是福斯特。他和多萝西待在斯塔顿岛,不吃饭也不说话,一闷好几天。福斯特把渔船泊进港口,一个人在里面坐着,周身散发着绝望的气息。有几天,他甚至睡在沙滩上。这些消息是诺曼带来的,而他也是听岛上邻居说的。据称,福斯特还会陪孩子玩。

但是,对福斯特而言,这些哪还算得上新闻:人类是什么?人类都去过哪里?

“倘若在印度长大,就没什么可让他感到惊奇的了。”我说。

“他心肠好,但意志不够坚强。”乔说。

“他没那么软弱。你为什么觉得他软弱呢?”我说。

“他本该义愤填膺的,我们都这样认为。”乔说。

“总之,别把他当软蛋。记住了。”我说。

“是吗?你用不着一句话说很多遍。”乔说。

十一月,多萝西和福斯特又大吵一架,多萝西的信仰问题究竟何去何从,他们很难达成共识,最终,福斯特再次离家出走。十一月中旬的寒冷天气,福斯特居然睡在沙滩上,简直难以置信。早晨回家时,他发现大门紧锁,自己竟被拒之门外。夫妻俩闹那么僵,真令人大跌眼镜。平常从不大喊大叫的温和之人也会因宗教争端变得尖锐刻薄。第二天,多萝西乘火车去了曼哈顿,把孩子留给妹妹照顾,然后,她赶往斯塔顿岛的教堂并接受了洗礼。所有的一切都是她自行完成的,身边只有即将成为她教母的那位修女朋友。给我透露消息的是诺曼,他的一个朋友和德拉很熟。

“希望她开心快乐。”理查德板着脸说。

“我为福斯特感到难过,他还是败给了基督。”诺曼说。

“我觉得多萝西已经有其他男人了。”理查德说。

“她怎么可能找得到比福斯特更好的男人?”我说。

“她的确找到了。”诺曼说。

“但福斯特的女儿还在她那里,太残忍了。”贝琪说。

“哦,那家伙会挺过难关的。”乔说。

不久之后,我在华盛顿广场看到了多萝西,她正推着婴儿车散步。又是一个冬天,公园里冷冷清清的,寒风料峭,当年的小婴儿已经开始蹒跚学步了,她裹着厚厚的羊毛毯,头戴编织帽,不仔细看都找不着她。粉嫩嫩的小脸,双眸紧闭,还有双下巴。

“她穿得真暖和。”我说。

“所以我们才来这儿,海滩上太冷了。”多萝西说,“所有柴火都是福斯特砍的,我可搞不定这些。”

“没错。你怎么会做这些?”

“福斯特是劈柴能手。每次都准备好一周的量供我使用。”

“他一定很想你和孩子。”我说。

“你怎么知道?”多萝西说,“你和他聊过?”

“没有,理查德说的。他应该过得不错。”

“他一直都不错,身体健康。他问过我的事吗?算了,当我没说过。”

“理查德没提。福斯特把什么都埋在心里。你知道。他不善言谈。”

“他一向觉得别人话多。”

“也许真是这样。”

寒风撩起了多萝西帽子下的秀发。“我知道你爱他。”

“你说什么?没有。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没有。”

大家都看出来了吧,我想。天底下果然没那么多秘密可言。

“也许,是我不愿知道。我在强迫你撒谎。这样做没有意义。”

“你误会了,相信我。”

“撒谎会伤害我们之间的友谊,是我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抱歉。”她说。

“不,不是这样的。”我说。

“不用放在心上,没关系。”多萝西说。

我俩相对而立,气氛异常尴尬。她一定希望基督可以引领福斯特走上宗教之路吧。我们的福斯特。为了宗教事业,多萝西又编制出多少谎言,没人说得清。

幼儿车里,塔玛尔闹上了小脾气——她生气地发现自己居然睡醒了。“你想哭是吗?”多萝西边说边弯下腰,“再忍忍,宝贝。”

“她长那么大了。真漂亮。”我说。

“一天比一天大。我赶不上她的节奏了。”多萝西说。

那年冬天,无论刮风下雨,所有遛狗的活儿都是我完成的,理查德很是感动。无论路过银杏树下的长凳多少次,巴枯宁都兴奋得很。狗狗喜欢故地重游,它们不觉得无聊。

整个圣诞假期,只要和乔去参加派对,我就会寻找福斯特的身影,可惜,整个冬天,我只见过他一次。那是圣诞夜,贝琪的一个朋友在公寓里举办假面舞会。我和乔分别化装成小猫小狗,耳朵上套着袜子。一进门,我就看到福斯特在角落里靠墙站着,当我想走过去和他说话时,那家伙已经离开了。他参加过派对吗?之前都是因为多萝西,他才会勉强出席。

第二天,当其他人还在睡梦中,我已经和乔坐在宽敞的厨房里,想借咖啡缓解一下宿醉。

“大家都很享受派对,除了福斯特以外。”乔说,“谁会穿便装参加化装派对?”

“好吧,他就那样。”

“你认为他穿那件老夹克很有派头。破烂玩意儿。”乔说。

没错。我就是那么想的。

“福斯特的问题在于,他自我感觉太良好了。”乔在听吗?“他必须克服这点。”

“你这样认为?”

“他就是自大狂,万事以自己为中心。”我说,“你明白我的意思。那家伙见谁鄙视谁。”

乔点点头。我的心好痛。

“但大家喜欢看他做出改变。他终将变得更好。”我说。居高临下的口吻更有说服力。

“你真这么认为?”

“当然。”

“好的。”乔说。他貌似相信我的话,心里不再打鼓了,但这可能持续不了多久。很显然,乔希望我这样说——否则,何必追问个没完?他抿了口冷却下来的咖啡。

我究竟是谁?还有什么是我不能说的?没人拿刀顶着我,命令我背叛福斯特,但我就是要迫不及待地抨击他,无论我多么钟情于这个男子。只有恶言恶语才能安抚我那受人尊敬的丈夫。我环顾四周,脑子里全是我和福斯特在一起的画面。橱柜半开着,里面放着一罐Swee-Touch-Nee的茶叶,熏成油黑色的煤气炉,有着红白两色外包装的钻石牌火柴。我开始憎恨眼前的一切,它会永远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明天、后天……即将来临的每一天。

“去外面散散步,我们需要散步。”乔说。我刚起身,他就把我搂进怀里。我俩长久地依偎着,谁都没说话,就像普通夫妻那样,别人一定以为我们非常了解对方。我不喜欢这样,一点都不喜欢。

我满脑子都是福斯特,一身破旧的灰夹克,背靠墙站立,帅气地眯着眼。好吧,都过去了。我又想起了多萝西,她步行穿过公园,羊毛围巾在风中飘动着,对于眼前的一切,她可以应付自如,即刻抽身。我也选择了抽身,如果有人这样认为的话,但那是我的私事,永远无须他人干涉。

后来,当我有了孩子,我经常和她们说:你已经努力做到最好了,那才是关键所在。崇尚公平正义之人必得自我约束。对此,我坚信不疑。我和乔始终不离不弃,这没什么骄傲的,但我们身边的确有许多年轻夫妻已经劳燕分飞。我们敢想敢干,一旦决定就奋不顾身。贝琪和诺曼吵翻了天,最终,她和一家地下酒吧的老板私奔了,那曾是我们最喜欢去的地方。男人的岁数比诺曼还大,而且貌不惊人,不知贝琪怎么会犯傻看中他。再婚后的贝琪依然出没于附近一带,她称诺曼是“人堆儿里的小才子”,好像揶揄对方就能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似的。虽然在我眼中,贝琪是目光短浅之人,但令人惊讶的是,她和新丈夫感情很好,生活也安定下来了。不久,他们在棕榈滩开了家旅馆,据说蜚声海外。

我和乔还是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近几年,同道中人越来越少,大部分人开始信仰共产主义。我们尽全力维护着和大家的友谊,怎料世事如此艰难,在莫斯科审判中,我们勇敢发声,坚决反对斯大林;二战期间,我们奋斗在反战前线。出身犹太家庭的理查德好多年不和我们说话。在战争年代,两个女儿放学后还要忍受别人的讥笑与欺侮,更有甚者竟会朝她们扔狗屎,我简直难过得要死,但在信仰面前,即使孤掌难鸣,我们也绝不退却。

诺曼写了本书,追忆我们村中的青春岁月,那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几年。《村中的日日夜夜》——这是他拟定的书名,貌似不怎么合适。在书中,他管我叫“一位在男人们的关注下,默默绽放着的害羞的年轻女孩”,这不算什么,我还有更糟糕的外号呢。诺曼用大篇幅追述了多萝西的事迹,虽然我不记得他俩有什么交情。一旦结识了某位名人,关于他们的记忆也会变得详细起来。

出乎大家意料的是,这位名人竟然是多萝西。早些时候,她低调到默默无闻——不参加纠察队,不跟我们外出喝酒,和她一块玩也不像之前那样有趣了。然而,在经济最萧条的时期,当纽约的某些街道和印度越来越相像,多萝西开始与朋友合办报纸《天主教工作者》,意在宣扬教会的新理论:在扶贫问题上,教会将大有作为。报纸一美分一份,上面都是多萝西的反思以及用自由体写成的、关于耶稣教义的小文章,作者是她那位古怪的、笃信宗教的朋友(他俩并非恋人)。报纸相当畅销,短短几年,他们就启动了第二个项目,好客屋计划:穷人可以免费喝到居家口味的汤,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可以在此过夜,所有客人都被当成上帝一样对待。志愿者踊跃加入,追随者积极响应,好客屋顿时遍及全美。多萝西·戴伊摇身一变,成了极负盛名的慈善代言人,她到处演讲,为慈善事业做宣传。

我向来对慈善不感兴趣,拿着原本就该属于民众的东西邀功买好,真搞不懂这样做有何意义。施粥算不上善举,一帮鼠目寸光、误导民众的家伙,他们根本不明白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帮助民众。

我知道,甚至乔也说过,这个世界上还有比白吃几顿饭——或者免费借宿,避免在公园长凳上冻死——更糟糕的事,比如期待革命来临。漫长的等待,漫长到无法再漫长。伟大的时代终将来临,我们要像等待弥赛亚降临那样耐心守候,在这点上,我们倒和多萝西很相像。我依然嫉妒她,但同时,我也敬佩(多么正式的词汇)她敢于追求内心的理想。为宣传和发展宗教慈善业,多萝西可谓肝脑涂地,鞠躬尽瘁,她的奉献精神是如此熠熠生辉。民众将她奉作圣人,但这个称呼让她说起话来更为口无遮拦。

和福斯特离婚后,多萝西没找其他男人。也许,她还期待着另一段婚姻——她并非同性恋——但她越活越像个修女了。我们曾在街上看到过福斯特,他正领着漂亮的十一岁(大概吧)女孩逛集市,我立刻认出了她,是小塔玛尔。听说,福斯特还带她去远足。她发质又好又软,光光的额头,头发用发卡别至脑后。塔玛尔身材瘦削,性格安静。我也领着两个女儿,她们年龄还小,都穿着漂亮的连裤衫。“薇拉!你在这儿啊。”福斯特和我们打招呼。他还是老样子——身材消瘦,邋里邋遢,高高的脑门,眯缝的双眼。“好久不见。”我说。大人们寒暄个没完——你也好,我也好——三个小女孩只有干瞪眼的份儿。

“今天好热啊。”福斯特和小丫头们说,“你们仨不喜欢吃冰激凌,对吧?估计不喜欢。”

孩子们大闹着抗议,福斯特给我们一人买了一份水果冰激凌,浅色的柠檬外加深红的樱桃,可惜我的小女儿芭芭拉把整个纸杯都扣身上了。马上满七岁的露易丝向芭芭拉发出挑衅,问她敢不敢把门牙放在冰激凌里,不数到一百不能拔出来。

“别这么干,少惹麻烦。”我说。

“你干过吗?”露易丝问我。

我们那个年代没冰激凌,但我承认,自己曾受隔壁玛丽·伊丽莎白的挑唆,用舌头舔过结冰的铁栏杆。我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告诉她们这些,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不喜欢撒谎。我们曾把两个女儿送到无政府主义者开设的幼儿园,在那里,老师天天告诫她们做人要真诚。

芭芭拉将樱桃弄得满脸都是,福斯特拿出纸巾,给小家伙擦脸,可惜收效甚微。这幅画面太过甜蜜,搞得我惊慌失措,趁自己还没当众出丑,我必须尽快把女儿领走。

后来,女儿们完全忘记了福斯特的存在,虽然他很招人喜欢,但我受邻居蛊惑舔栏杆的事她俩肯定会记一辈子。原来妈妈也有调皮的一面!就为这件事,她俩笑了我好几年。连乔也算在内。无论做什么,即便恶作剧也需要勇气,勇者是受人崇拜的,我喜欢这种感觉,我知道,所有人都喜欢。

作者简介:琼·西尔伯(Joan Silber),美国当代女作家,生于1945年,以创作时间、空间跨度大的短篇小说而闻名,被《华盛顿邮报》誉为“美国的艾丽丝·门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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