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访录 财计二 原文及白话文译文-黄宗羲

2020-01-10
目录:> > > >

明夷待访录 财计二 译文

使用铜钱是有益处的。只有不图一时之小利,然后才会获取长远之利。花费三四钱而获得了十钱的本息,或以尺寸大小的纸币当作金银之用,这都是一时之小利。如果能使疆域之内常有数以千万计的钱财在流通无穷,这才是长远之利。后世治理天下的君主们常常顾此失彼,所以阻碍了其最初的议论。

明朝打算以铜钱作为流通的货币而未能实行,第一个原因就是钱币的铸造偷工减料,厚度甚薄,钱币的私下盗铸非常繁盛;第二个原因就是铸造的钱币中有折二、折三、当五、当十钱等,没有一个标准的钱制;第三个原因就是官府对铜的禁令不够严格,有时也用铜来制造器皿什物;第四个原因就是钱币上的年号文字不统一,这四个阻碍钱币通行的弊端,自古以来就有。第五个原因就是使用金银,使货币不能归于统一;第六个原因就是朝廷可以用钱币作为赏赐之物,施行于下面,而百姓缴纳的赋税,却不能使用钱币。以前妨害钱币流通的原因有四个,现在有六个。所以,现在的钱币只不过用来进行小小的买卖交易,无论在公在私,人们的获利之源都与钱币无关。因此,钱币的通行与不通行是没有区别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确实废除金银的流通,只用钱币来衡量货物的价值;在京城及各省设立专门的官府来鼓励铸造钱币;凡有铜之矿山,只允许官府来进行开采;民间所用的器皿、寺庙道观的佛像及各种摆设,凡是用铜铸造而成的,都把它烧毁入局;每一千钱币的重量以六筋四两为标准,每一钱币的重量为一钱;所有制造出来的钱币都务必做工精致,样式统一,也不必在钱币上冠以年号;除了粟帛可以用作田土赋税的用途之外,其余盐酒专卖的赋税征收都只能使用钱币。如果采取了以上措施还不能使钱币有效流通,那我是不会相信的。

明朝打算实行纸币却也未能通行。崇祯年间,桐城儒生蒋臣说可以实行纸币之法:每年造纸币三千万贯,一贯价值一金,每年可得到铜钱三千万两。户部侍郎王鳖永赞成蒋臣的说法,并且说第一年造纸币五千万贯,可以得到铜钱五千万两,收进的铜钱多了,那么铜钱的价值就会与土地价值相当了。皇上批准特地设立了内宝钞局,不分昼夜地监督制造纸币,发动并招募那些大商大贾来参与其中,却没有人响应。大学士蒋德豫说,用一金换来一张纸,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也不会这么做。皇上用明太祖实行纸币的事例来驳斥蒋德璟。蒋德璟说:“高皇帝的做法是顺应天道,教化万民,他的钞法只是用于赏赐、折体方面,却不曾用在兵饷方面。”考察纸币起源于唐代的飞钱,相当于现在民间的会票,到宋代的时候才改由官府印制发行。然而宋朝之所以能够通行纸币是因为每制造一次纸币就准备了本钱三十六万缉,并且还辅助以盐、酒等项。大概民间百姓如果想要纸币,就把铜钱存入官库;如果想要铜钱,就把纸币存入官库;如果想要盐、酒,就要把纸币存入有关的贸易机关和场所。这样一来,把纸币拿在手上就等于把钱币拿在手上一样。之所以要限制印制纸币的次数,一方面是要使官府的本钱与所造纸币的价值相当,如果不对之实行限制的话,那么多制造出的纸币也毫无益处;另一方面,每次制造纸币若干,下次就可收回纸币若干,这样就很容易辨识纸币的真伪,如果不对之实行限制的话,那么印制的纸币和收回的纸币就心里没数了。这就是宋代的称提钞法。元代之所以能够通行纸币,是因为在全国各地(包括蒙古及新疆地方),均随路设立了交钞库、平准库,对于金银的买卖实行官买官卖,掌管纸币的发行、换易及兑现事宜。明朝的宝钞库,还是照例收回旧钞,但是对于宋代称提之法的措施全弃置不用,难怪其最终不能实行纸币之法。毅宗的那些朝臣只知道讲纸币的利处,却不详细说明纸币之法没有实行的缘由始末;只看到尺寸大小的纸张可以当金银使用,只讲到制造纸币的方法,却不考虑如何去实行纸币。官府如果没有印制纸币的准备金,老百姓又怎么会相信他呢?所以那些主张纸币之法可以施行的人,就好比是见弹而求炙。然而,如果确实停止积聚钱币,每五年就把旧钞收回焚毁;并且无论官府还是百姓都使用纸币,在关内用它来抵商税,在贸易市场内则可用纸币来交换盐引,那又何必担心纸币之法不可行呢?况且,如果真的废除了金银的流通后,谷物、布帛及钱币都是不便于远程携带的东西,就只有尺寸大小的纸币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交易买卖了。对于那些仕宦商贾而言,他们就不得不接受纸币了。蒋德理不讲纸币与钱币不可分离的关系,而讲天道之理,教化万民,纸币没有用之于兵饷方面;他为什么不去进一步考察纸币之法为何能实行于宋、元之际呢?

明夷待访录 财计二 原文

钱币所以为利也;唯无一时之利,而后有久远之利。以三四钱之费得十钱之息,以尺寸之楮当金银之用,此一时之利也。使封域之内,常有千万财用流转无穷,此久远之利也。后之治天下者,常顾此而失彼,所以阻坏其始议也。

有明欲行钱法而不能行者:一曰惜铜爱工,钱既恶薄,私铸繁兴;二曰折二折三,当五当十,制度不常;三曰铜禁不严,分造器皿;四曰年号异文;此四害者,昔之所同;五曰行用金银,货不归一,六曰赏赉、赋税,上行于下,下不行于上。昔之害钱者四,今之害钱者六。故今日之钱,不过资小小贸易,公私之利源皆无赖焉;是行钱与不行等也。诚废金银,使货物之衡尽归于钱;京省各设专官鼓铸;有铜之山,官为开采;民间之器皿,寺观之像设,悉行烧毁入局;千钱以重六斤四两为率,每钱重一钱;制作精工,样式画一,亦不必冠以年号;除田土赋粟帛外,凡盐酒征榷,一切以钱为税:如此而患不行,吾不信也。

有明欲行钞法而不能行者,崇祯间,桐城诸生蒋臣,言钞法可行,岁造[钞]一二千万贯,一贯直一金,岁可得金三千万两。户部侍郎王鳖永主其说,且言初年造五千万贯,可得五千万两,所入既多,将金与土同价。上特设内宝钞局,画夜督造,募商发卖,无肯应者。大学士蒋德璟言,以一金易一纸,愚者不为。上以高皇帝之行钞难之。德璟曰:“高皇帝似亦神道设教,然赏赐折俸而已,固不曾用之兵饷也。”按钞起于唐之飞钱,犹今民间之会票也;至宋而始官制行之。然宋之所以得行者,每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而又佐之以盐酒等项。盖民间欲得钞,则以钱入库;欲得钱,则以钞入库;欲得盐酒,则以钞入诸务;故钞之在手,与见钱无异。其必限之以界者,一则官之本钱,当使与所造之钞相准,非界则增造无艺;一则每界造钞若干,下界收钞若干,诈伪易辨,非界则收造无数。宋之称提钞法如此。即元之所以得行者,随路设立官库,贸易金银,平准钞法。有明宝钞库,不过倒收旧钞,凡称提之法俱置不讲,何怪乎其终不行也!毅宗言利之臣,不详其行坏(钞)之始末,徒见尺楮张纸居然可当金银,但讲造之之法,不讲行之之法。官无本钱,民何以信!故其时言可行者,犹见弹而求炙也。然诚使停积钱缗,五年为界,敛旧钞而焚之;官民使用,在关即以之抵商税,在场即以之易盐引,亦何患其不行!且诚废金银,则榖帛钱缗,不便行远,而囊括尺寸之钞,随地可以变易,在仕宦商贾又不得不行。德璟不言钞与钱货不可相离,而言神道设教,非兵饷之用;彼行之于宋、元者,何不深考乎!